本文通过原住民新闻联盟发布。
本周，数百名代表齐聚联合国，参加全球规模最大的原住民集会。然而，他们面临的全球环境正日益严峻：人工智能热潮正驱动对祖先土地的新一轮掠夺；美国政府令全球南方代表越来越难获得参会签证；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项目双双构成挑战，屡屡侵犯原住民土地权利。
本届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聚焦战争中的生存这一沉重议题，官方主题为“保障原住民健康，包括冲突背景下的健康”。
专家指出，殖民主义与气候变化已使原住民面临健康不平等问题，而武装冲突和军事化更令其雪上加霜——这可能导致生态退化，并迫使原住民进一步流离失所。专家强调，原住民的健康与环境、土地和主权直接相关，不能简单归入医学或公共卫生的临床讨论范畴。战争并非唯一威胁：倡导者发现，为绿色能源转型开采关键矿产的行为正在侵犯原住民权利，他们再次发出长期呼吁——气候资金应直接惠及原住民社区，而非通过国家或外国中介机构流转。
然而在展开外交对话前，许多代表必须直面特朗普政府设置的签证限制这一现实障碍。来自墨西哥的纳纽萨维族人玛丽安娜·基米·奥尔蒂斯·弗洛雷斯在“文化生存”组织担任倡导助理。她透露，去年该组织协助非洲原住民代表准备参会，但其签证申请遭拒；今年，一名来自南美洲的原住民工作人员同样被拒签。
“进入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不仅因为签证问题，”弗洛雷斯说，“全球南方人民，尤其是具有棕色皮肤等特征的原住民，正因普遍的不安全氛围及针对拉丁裔和原住民的仇恨言论而感到威胁。”
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负责签证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在个案审核中遵循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高标准。
去年，弗洛雷斯所在组织曾协助玻利维亚原住民领袖参会，抗议在其传统土地上的采矿活动。这些代表在遭到玻利维亚某政党领导人骚扰后提前离会，加之健康问题，决定不再返回。“论坛本应为原住民而设，但我们深感现实已非如此——归根结底，国家政权仍掌控着我们生活的命脉，”弗洛雷斯说，“为守护土地对抗采掘业的斗争，正从身体、精神乃至灵魂层面深刻影响着他们。”
这种全面性损耗是杰弗里·罗斯关键报告的核心焦点之一。作为立岩苏族后裔、原住民健康决定因素联盟主席兼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前副主席，罗斯领导着这家国际原住民健康倡导非营利组织。
“人类健康无法与环境健康、文化健康或语言健康割裂，”罗斯指出，“原住民以整体视角看待健康。”
在报告中，罗斯系统阐述了原住民健康的决定因素：从强化原住民福祉的土地保有权和治理权，到土地剥夺及决策排斥等风险指标。他认为，联合国体系及各国政府惯用的碎片化健康干预方式，无法根本解决健康问题及其深层诱因。
例如，忽视原住民权利的生物多样性政策，错失了通过恢复原住民土地保有权以改善生态系统并保障传统食物获取的双重机遇；无视国家主导的原住民语言抹除的心理健康干预，则忽视了通过语言复兴提升原住民心理健康的潜力。“原住民健康不仅是医疗问题，更关乎土地、文化、食物体系和社区，”罗斯强调。
俄勒冈州科奎尔印第安部落去年通过法令采纳原住民健康决定因素框架。作为部落执行健康委员会主席，罗斯正协助他们将健康决定因素融入各机构工作。“他们理解每月带长者外出捕鱼本身就是一种健康实践，”他解释道，“这延续了科奎尔人的传统，提升了参与长者的心理健康与行为健康，更不用说他们捕获的食物了。”
罗斯同时呼吁联合国认可原住民助产术的价值——该传统常遭禁止以推崇西方医疗模式，迫使原住民妇女进入常存在种族歧视和“产科暴力”（如未经同意的医疗操作）的常规机构。“原住民实践这些已数千年，不仅是助产术，还包括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食物系统维护，”他说。
人工智能：“双刃剑”
在向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提交的另一份报告中，来自乍得的姆博罗罗原住民、论坛前主席辛杜·奥马鲁·易卜拉欣警告，人工智能对原住民社区犹如双刃剑。她敦促政府帮助原住民开发AI工具以复兴濒危语言并监测领地，同时也警示生成式AI系统与科技公司正大肆抓取医药知识、传统故事甚至基因数据等文化内容，数字榨取主义时代已迫在眉睫。
帕斯卡亚基部落与维查里塔里部落成员莉迪亚·詹宁斯，现任达特茅斯学院环境研究助理教授。她表示，自己对原住民数据主权（即确保社区拥有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运动）的倡导始于一次令人不安的发现：某矿业公司从环境影响报告中提取原住民文化实践信息，用于网站推广采矿项目。“这令我极度警觉，”她说，“我们为保护神圣家园分享了太多信息？我们该如何管控数据使用方式和使用者？”
与易卜拉欣相似，她认为AI可为部落带来机遇，例如托管数据中心或利用AI协助语言保护与信息整合。但她仍警惕AI系统未经同意占用原住民数据的程度，以及大型数据中心对部落土地和水资源构成的严重风险。“谁掌握权力？我们如何重新分配权力？”她追问，“AI既可赋能亦可伤害，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
詹宁斯指出，从学术研究到国家及国际政策层面，整合原住民数据主权最佳实践的运动正日益壮大。
呼吁保障游牧民族迁徙自由
本届常设论坛的另一焦点是气候危机。在一份聚焦游牧民族的二月报告中，专家警告：僵化的国家边界与排他性的“堡垒式保护”模式，正限制牧民、狩猎采集者和航海者的传统迁徙自由，而他们同时承受着气候变化及日益丧失祖先土地与水域的双重冲击。
报告作者以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为例，指出迁徙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自觉气候适应策略，正被国家政策制定者系统性抹除。
“沙漠无界，但当代军事化边境日益限制祖先路线，破坏牧业系统和服务获取，使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在官方数据与政策框架中隐形，”报告写道。
这与肯尼亚马赛族原住民萨曼特·安妮的观点呼应。她近期代表马伊尼约伊托牧民综合发展组织在关于牧民法律权利的线上讨论中发言，指出尽管肯尼亚60%土地属公共所有，但土地正被不断分割用于开发，或被碳补偿项目征用，限制了牧民的用地权和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直接关系到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安妮强调，“迁徙自由关乎生计保障与粮食安全。”
呼吁区分原住民与当地社区
在原住民健康、人工智能和领土权利方面的进展，因联合国内部长期存在的趋势而复杂化：将原住民与“当地社区”混为一谈。
在官方政策与倡议中，两者常被合并为“IPLCs”（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然而，当地社区代表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而原住民在国际法中享有独特且受法律承认的权利。原住民健康决定因素联盟的罗斯透露，他近期在世界卫生组织遭遇此类问题——该机构将一项原住民倡议仅归类为“公平性”议题。
“这不是公平性问题，”罗斯告知该机构，“我们不仅是少数群体之一，我们是权利持有者，必须基于权利视角处理此事。”
“将我们与其他群体混同实质上削弱了我们的权利，损害了我们在社区中维护健康的能力，”罗斯表示。这种归类还直接阻碍参与，他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IPLC工作组为例说明：“我曾多次尝试参与该工作组，但作为原住民，我感到不受欢迎且无法参与。这些IPLC机制实为稀释原住民在全球机构中声音的手段，这令我无法接受。”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言人向Mongabay表示：“维护作为地球生物多样性重要守护者的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的贡献和权利，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所有工作领域的交叉考量。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相关议题，在联合国系统尚属首次。用COP16主席伊雷妮·贝莱斯·托雷斯（哥伦比亚）的话说，这是迈向更参与式决策的积极一步。”
罗斯远非唯一批评将原住民与当地社区合并的机构或举措的原住民代表。2023年，联合国三大原住民权利机构——常设论坛、原住民权利特别报告员和原住民权利专家机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环境条约完全停止使用IPLC缩写。
“原住民不应与权利和利益可能截然不同的未定义社区群体混为一谈，”声明写道。
对一线倡导者而言，这场争论只是对联合国体系日益幻灭的一部分。“文化生存”组织的弗洛雷斯指出，该机构因成员国随意漠视其法律而受损。
“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正逐渐丧失影响力与权力，”弗洛雷斯说。尽管面临官僚障碍、签证拒签和地缘政治敌意，她表示自己仍将和众多原住民一样坚持出席本周的论坛。
“如果我们原住民自己不行动，”弗洛雷斯说，“无人会为我们发声与抗争。”
